三是问责结果的公开将起到广泛的警示意义，进而产生由个体到整体的社会监督效应，与地方人大对权进行整体性监督的定位相契合。

除典型的规范语句外，司法解释对法律概念的界定也可能造成直接抵触的结果。司法解释的现实意义虽不容否定，但制度的大规模实践依然招致了诸多质疑与批判。

立法目的应当实现，但不能不计代价，司法解释选择的手段不仅应当有效且必要，亦不得损害其他更重要的价值。针对同一陈述句命题使用不同规范模态词构成的规范语句在逻辑上相互矛盾。针对法律法规的不适当，立法机关工作部门的释义书列举了如下情形：（1）要求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执行的标准或者遵守的措施明显脱离实际。就立法与行政行为而言，在目的设定方面，该不该设定某个目的，如何设定某个目的，立法者、行政者都享有广泛的裁量空间……无论是立法裁量，还是行政裁量，都存在被滥用的可能，因而，为控制目的设定的随意性，应先对其正当性进行确认。若无以上司法解释，则公诉案件系属法院后，依法只能以裁判结案，检察机关无权要求撤回起诉，审判机关更无权准许其请求。

准此，司法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可能情形便只余两种：一是法律有明确规定，司法解释与法律在逻辑上无法并立。根据规范理论与规范逻辑原理，构成规范核心部分、决定规范特性的要素是规范模态，其主要体现为应为勿为可为三类模式。两者都是按照顺序对涉及修改的条文排列下来，最大区别只是决议仅公布修改后的内容，而修正案同时公布修改前和修改后的内容。

在相当程度上，也都可以被算为宪法修正案。彭真于1978年12月28日从陕西回到北京。此处的社会心理学机制其实非常简单：对公众来说，如果连即将作废的七八宪法都得到如此尊重，那么八二宪法所享有的权威和尊重只会更多。尽管几乎人人都清楚新宪法已经呼之欲出，但在这种背景下仍然认真对待旧宪法恰恰体现了对宪法和法治最大的尊重。

因此，真正拥有权威的宪法，必须是一部平衡好守与变间张力的宪法。反之，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的法律则很难具有权威。

这两点同样与接下来对宪法权威的讨论相关。将两段表述对照会发现：第一，法律要有极大的权威是与法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就像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始时所设计的，一切本来都是为不修改宪法做准备的。三组法律中，一般认为彭真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法投入精力最多。

这部法律是七部法律中唯一没有基础、真正从无到有起草的，它的主要目的是向世界表明我国对外开放的意向和决心。这两部法律的起草也是三组法律中由法制委员会直接抓的。七八宪法的修正决议直接公布修改后的新条款，而八二宪法的修正案则公布相关条款的哪些部分发生了变化。在叶剑英的闭幕讲话中，修宪决议与出台七部法律被视为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最重要的两项成果。

这意味着，尽管在第一时间节点就明确了新立法不迁就旧宪法，但第二时间节点在当时的选择是能不修宪就不修宪。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八二宪法通过前的三年左右时间里，法制建设其实已经提前开始进行宪法权威和修宪技术上的储备。

但考虑修宪与最终决定修宪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但问题是重新起草宪法——大变——需要时间。

但修宪决议与宪法修正案间的不同显然不是那么绝对和实质。因此，《1979年修宪决议》才是中国宪法第一次采取部分修改的形式修正。（二）技术储备：对未来修宪方式的探索与演练本文的开头之所以要强调《1979年修宪决议》是第一修正案，是为了强调这是我国第一次采取部分修改或修正案的方式修改宪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彭真等领导人对这四部与国家机构有关法律地位和性质的认识。而是只要宪法有效一天，它就必须拥有最高权威。在《1980年修宪决议》中，就已经改变了《1979年修宪决议》中只公布修改后条文的体例，将修改前条文和修改后条文一并列出。

或者说，一部新宪法在初期最难建立权威。一直到第三节点——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修改七八宪法才变为现实。

换言之，一直到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前，上报的方案都是只作决议不修宪。特别是考虑到当时制定八二宪法已经提上日程，为何还要对七八宪法进行修正？这种修正是为了服务于何种目的和功能？围绕这些问题，本文结构按照如下顺序和逻辑展开：第一部分为引论，第二部分讨论《1979年修宪决议》产生的历史背景，第三部分分析《1979年修宪决议》的宪法功能，第四部分是结语。

这种改变恰恰反映了经过《1979年修宪决议》（以及《1980年修宪决议》）的实验，我国逐渐找到了更加科学和正式的宪法修正案呈现方式。但宪法文本不变并不等于真实世界会和宪法文本一起保持静止。

今天，我国法制建设和现行宪法秩序的开端则很自然地被追溯至1982年12月4日现行宪法通过时。首先，决议和修正案在相当程度上只是名字的不同。不管是只作决议不修宪还是在新立法中写上本法与宪法冲突时，以本法为准，都是考虑到既然起草八二宪法的工作已经启动，没有必要在七八宪法身上再投入更多资源和精力。如前所述，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甚至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相比，这四部法律在当时并不是那么引人注意。

因此，《1979年修宪决议》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帮助八二宪法缓解宪法权威初始难题，它提供了一段时间上的提前助跑和预热。这是现有公开资料中，首次看到修宪的出现。

七八宪法和《1979年修宪决议》是我国宪法学研究中相对较少被关注的文本。三是赋予省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一定的立法权。

在讨论法律要有极大的权威时，宪法无疑居于特殊位置。对它们的研究或许有助于我们作出现行宪法秩序的反向延长线，更多关注开端之前的起点和过去较少被注意到的隐藏的连续性。

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四十周年时，这种修改方式获得高度肯定：1982年我国现行宪法公布施行后，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大先后5次对这部宪法的个别条款和部分内容作出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修正。《1979年修宪决议》的功能是营造一种宪法和法律应有极大的权威的社会氛围和压力，让整个国家和社会开始养成尊重宪法的习惯。另一方面，从内容上，《1979年修宪决议》只公布修改后的新条文，但现行宪法修正案同时列出修改前内容与修改后内容。更值得注意的是，彭真提出的是一种之前从未出现的修宪方式——宪法修改案。

对于习惯了大修的中国宪法而言，这种小修的思路并不常见。在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就已经确定了要对七八宪法进行大修。

文化大革命后一切百废待兴，改革开放又的确使国家和社会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借用这一表述，宪法和法治其实同样应该是时间盲的。

从反面来看，破坏一部仅通过一天的宪法，与破坏一部已延续了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宪法所面临的阻力也是不同的。二是因为决议原计划不修改宪法，因此准备写入本决议与宪法相抵触之处依本决议执行。